黄仁宇看王安石变法:央企扩张是否合理

时间:2011-12-22 00:30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11 点击: 载入中...

黄仁宇看王安石变法:央企扩张是否合理
选自《时代周报》

    黄仁宇认为,从技术的角度看,现代商业社会的主要特征就是实现“数目字管理”,即完全按照商业的原则来管理国家。今天的中国同样面临如何实现现代化,建立一个真正现代化的商业国家的问题。如何以史为鉴,最终实现“数目字管理”?
    黄仁宇以研究中国财税史见长,他有个著名的提法,叫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历史。黄仁宇所说的技术,并非指科学技术,而是指财税制度、货币信用制度等经济管理的技术。他的这种考察历史的视角是把意识形态、道德等因素放在一边,单纯从具体实在的管理制度上来探讨现代化的社会转型问题。

现代化就是实现“数目字管理”

    现代商业社会的主要特征就是实现“数目字管理”,即完全按照商业的原则来管理国家。
    黄仁宇认为,从这种技术的角度看,现代化是一个什么过程呢?他认为现代商业社会的主要特征就是实现“数目字管理”,即完全按照商业的原则来管理国家。
    现代商业社会具有超越国界的技术性格,这种技术性格可以归纳为三点:1. 资金的广泛流通,剩余之资本透过私人贷款方式,彼此往来。2. 经理人才不顾人身关系的雇用,因而企业扩大超过所有者本人耳目能监视之程度。3. 技术上之支持因素通盘使用,如交通通信、律师事务及保险业务等,因此各企业活动范围又超过本身力之能及。
    现代商业组织的这三个特点的展开会成为一种运动,这场运动将彻底改造一个国家,使其脱胎换骨。商业系统一旦展开,就不会局限于商业,它会使农业也商业化,农产品商品化,农业资本与商业资本发生对流,最终使整个经济系统都商业化。与之对应,政治体制、政治思想也随之而变。其中主要是私产权利、个人权利得以承认,政治关系也是由自由人按契约来组织,一切就像做生意一样公平交易,一切按契约和法律来办事。这就是数目字管理的状态,也就是现代商业社会的运作状态,这种状态下生产流通效率不断提高,财富的积累完全变得没了限制。黄仁宇认为,这种技术性格是超国界的,谁都挡不住,中国乃至世界上的任何国家都要在“数目字管理”这个体制上汇合。

宋朝的尝试

    只从上层机构着手的改革一直不对基层放权,基层权责不清自然无法产生一层层合理的自发秩序。
    在黄仁宇看来,中国古代社会体制在秦汉时期就已定型,但在以后的漫长的时间内,传统的社会经济逐渐结成一个死结:法律及制度在聚集财富的用途上早就使用至极限,传统农业经济也早已发挥到极限,但仍无法实现商业化的突破,进行数目化的管理,胶着在一种进退维谷的状态之中。这使中国社会在漫长的中古时代逐渐陷于停滞。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代。中国绝大多数统治者都重农抑商,但宋朝开国就对工商业经济十分重视,政府支持造船、铸币、开矿、榷税、酒醋专卖等事业。宋神宗时任用王安石变法,将这种新气象推向了高峰。变法“无非加速金融经济,使财政商业化”。从而可以“不加税而国用足”。新法的主要措施如青苗法、市易法、均输法等就是试图用信用贷款、资金融通的办法来刺激经济增长,当生产增加货物流通时,即使用同一税率也能在高额流通状态里收到增税之成果。黄仁宇认为,王安石的全面变法如能成功,中国将迈入一种数目字管理的状态,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将全面改观。
    然而这种改观并没有出现。王安石变法要获得成功,必须让官民双方都能依商业规则行事。商业法规要健全,私人财产权获得法律保障,以便重重相因,造成社会物资、服务全面流通,账目能彼此核对。也就是说,一切都用金钱统治,依商业法则来运行。但现实是,王安石变法把注意力放在上层机构,而忽视了最具决定性的低层机构。这种只从上层机构着手的改革一直不对基层放权,基层权责不清自然无法产生一层层合理的自发秩序。
    王安石变法“一直维持由上端统筹支配而不在下端固定私人财产权”。新法推行政府与民间交易,但却不按商业规则进行,仍是传统的专制办法。在农村中推行金融经济,但又没有银行机构支撑,双方的权利义务无法清理保护,公平无法做到,其混乱自不待言。“他的设计主旨在使财政部分商业化。可是他不能在下端造成各种财物统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局面,基本的数字就加不起来,而上端的法令也只靠高级权威强迫指示执行,既不自然,迟早必会破裂。”

明清的“大跃退”

    晚明时期,商业经济又有较显著的发展,被许多人称为“资本主义萌芽”,但在构筑一种商业化、数目化的体制方面,尚远不及宋代。 明清的财政经济政策具有连贯性,它是由明代开国君主朱元璋一手设计,可称为“洪武型”的财政经济政策。其特点是彻底放弃商业化的努力,财政经济退回到以广大的小农经济为基础,可以说是宋朝政策的“大跃退”。
    朱元璋对王安石变法印象恶劣,他曾说:“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财,小人竞进,天下骚然,此可为戒。”他的“改制”的基本精神就是重农抑商,以最落后的经济部门—广大农村为财政税收之基础,将大帝国建筑在小农经济之上,厉行节俭,注重均平。明朝统治者打击工商业经济,商贾之家不许穿绸纱;百姓不许泛海,对外贸易以进贡名目由礼部掌管。他又连兴大案,对富户豪门进行大力打击,“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这样确立了全国小自耕农为主的基础,保证了帝国农业自然经济的本位。
    这就意味着政府不再发展商业,不再追求用提高社会生产和流通的效率来增加社会财富,而是完全回到小农经济时代,政治上也简化了,有利于中央集权,也因此而好控制了。但文明也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有的只是王朝的循环。
    自此,整个大帝国变成无数个村庄之集合,全国经济成为一个庞大的扁平体,除了千万个小农家庭,就是统治者了。黄仁宇看到,“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从公元前迄20世纪始终直接向各个农户抽税的国家。”民众直接面对国家,没有独立性的中间团体的阻隔。税收由国家直接向广大小农征收,涉及面极为巨大。没有中层的商业化的代理机构的间接管理及各种审计、会计机构的监督,也没有适当的司法程序来维护,政府机构又由一班文学之士来主持,对地方的人户、田土、物价等实际情况就很难做到切实了解。可以说,数目字管理所需要的一些要素基本都消失了。
    晚明时期,中国的商业经济又有较显著的发展,被许多人称为“资本主义萌芽”,但据黄仁宇的研究来看,晚明时期在构筑一种商业化、数目化的体制方面,尚远不及宋代。金融货币可作为商业化体制发展的一个指针,但据黄仁宇及诸多其他明史专家的估算,明代全季铸钱当不出千万贯,仅相当于北宋两年的铸钱量。很显然,与宋朝相比,明朝距离数目字管理的现代商业社会更远了。

宋朝的问题在今天

    宋朝的这一教训对于今天的中国,依然还是一个问题。政府与民间的权力与义务关系并没有一个公正的法律保障,两者之间的交易自然也无法自由地按照商业规则来进行。 今天的中国同样面临如何实现现代化,建立一个真正现代化的商业国家的问题。如何以史为鉴,最终实现“数目字管理”?
    毫无疑问,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商业社会得到了相当的发展,物资、资金、人员的交流使得各地各行各尽其能,国家和个人财富实现了空前的增长,这正是商业性因素的发展所带来的成就。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宋朝所面临的问题在我们的改革中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这直接妨碍我们真正实现“数目字管理”。
    首先,王安石变法中“一直维持由上端统筹支配而不在下端固定私人财产权”的问题依然存在。在农村,最核心的土地私有并没有实现,很多领域的私人财产权也没有得到完全的承认与保护,这使得我们会像宋朝一样,不能在下端实现各种财务公平而自由地交换的局面。产权的问题直接妨碍很多交易的达成,基层权责不清自然无法产生一层层合理的自发秩序。这些都阻碍了商业社会的发展和最终实现“数目字管理”。
    宋朝的这一教训对于今天的中国,依然还是一个问题。政府与民间的权力与义务关系并没有一个公正的法律保障,两者之间的交易自然也无法自由地按照商业规则来进行。

央企的扩张与明朝的问题

    国企与央企向“巨无霸”方向的扩张,是在远离“数目字管理”,在简化国家的组织结构,和明朝犯的错误有相似之处。 宋朝的教训我们还没有彻底解决,明朝的错误做法似乎也开始在我们的改革中出现了。在我看来,近年轰轰烈烈的“国进民退”,央企大规模的扩张,同样与现代商业社会的“数目字管理”背道而驰。
    在这一波“国进民退”的浪潮中,又以央企的纷纷扩张尤为引人注目:宝钢入主宁钢、中粮染指蒙牛、中化旗下的方兴地产成为北京的新“地王”……伴随大肆扩张而产生的,是一个个无所不包的央企“巨无霸”。以中石油为例,从地质考察、石油勘探一直到最末端的加油站,一共有174家子公司,160多万号员工。甚至,一座叫“玉门老君庙”的道观,也是它的资产。现在,它又在布局金融业务,走产融结合之路,成为真正的“巨无霸”。
    以黄仁宇的历史观来看,国企与央企向“巨无霸”方向的扩张,是在远离“数目字管理”。国企央企的大包大揽,是在简化国家的组织结构,从这一点上讲,和明朝犯的错误有相似之处。
    宋朝鼓励商业发展,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管理事务,没有找出恰当的技术手段来解决。经济基础变复杂了,按说明朝统治者应该继续探索管理复杂事物的社会上层建筑才对,但朱元璋的做法完全相反,上层建筑应付不了,就把经济基础搞得简单了事,最终是经济的效率和质量再也无法取得进步。整个帝国的全部组织结构被极力简化,由政府直接面对广大自耕农,中间团体全消失了。

结语

    远离数目字管理的一个结果就是像明朝一样,社会经济的效率很难再有进步。 今天,如果我们的国家经济变成几个巨无霸企业的集合,经济会成为一个庞大的扁平体。按照黄仁宇的历史观,现代商业社会的一个发展趋势是,分工越来越细,中间机构会越来越繁杂,对制度的要求也越来越细致,因此需要越来越细致的“数目字管理”。而央企的扩张却恰恰相反,这等于政府包揽一切环节,全部的组织结构自然也会被简化,许多独立性的中间团体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中层的商业化的代理机构的间接管理及各种审计、会计机构,适当的司法程序,多数也没有必要存在了。
    陈志武通过研究认为,如果把一个国家经济占GDP的比重作为一个横坐标,把它的法制发展水平作为纵坐标,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社会它的法制水平普遍地就会更低。这与黄仁宇的理论是一致的,因为国有经济比重太高,它就不再需要那么多的管理技术,不需要法制。很显然,数目字管理也自然不需要了。从技术上讲,央企大肆扩张的结果自然是我们离现代商业社会的运作越来越远。
    远离数目字管理的一个结果就是像明朝一样,社会经济的效率很难再有进步。还是以中石油为例,从2000年上市至今,它的内部改革缓慢,管理上从老国企向现代型企业的转型步履艰难。一家子公司的财务部门员工说,一份文件从子公司上报到母公司,需要多级领导的审批,有时可能爬行十几天。绩效考核也比较松散,一些员工觉得,对于个人的业绩几乎没有要求。即便是在美国严重受挫的2008年,中石油的净利润率也仅是美国美孚石油公司的1/5。但中石油的员工总数却是后者的16倍。

(责任编辑: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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