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９月２日的美国“劳工节”来临前，纽约等约６０个城市的麦当劳、肯德基等快餐连锁店员工举行罢工，要求大幅提高最低时薪标准。但是，短期内美国要给低薪者大幅加薪仍缺乏有利条件。低收入者大量存在反映了美国产业转型的困境，涨工资的呼声折射出美国产业转型之难。
　　
　　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任内，美国国会在１９３８年通过了《公平劳动标准法》，确立了每周最多４４小时工作制（后减至４０小时）和每小时０．２５美元的最低薪水标准，以加强对劳工权益的保护。美国各州的最低时薪标准会有不同，但不得低于全国标准。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显示，自１９３８年以来，美国最低时薪共计上调２８次，即约每３年上调一次，最近一次是在奥巴马总统上任后，２００９年７月将６．５５美元的最低时薪调高至７．２５美元。
　　
　　近年来，美国社会财富分配失衡加剧，高收入阶层与快餐店服务生之间的收入“剪刀差”拉大。美国智库预算与政策优先中心负责人罗伯特·格林斯坦指出，若计入通胀因素，自上世纪６０年代末以来，美国最低时薪水平已下降了２０％。因此，要求大幅调高美国最低时薪的呼声一直存在。
　　
　　不过，此次美国各地的快餐店员工“狮子大开口”，提议将最低时薪翻番至１５美元，不仅美国历史上没有先例，也缺乏政治操作上的可行性。在物价上涨但是最低时薪四年未涨的背景下，今年２月１２日，奥巴马在发表国情咨文演说时提议把最低时薪从７．２５美元提高到９美元，以惠及约１５００万领取最低时薪的美国人。奥巴马很快就吃到闭门羹，共和党人、国会众议长博纳坚决反对，称这将增加美国企业的用工成本。
　　
　　最低时薪已成为民主、共和两党经济政策理念的试纸。民主党将提高最低时薪视为保护低收入阶层的手段，共和党则将阻止提高最低时薪视为调动企业主投资积极性的必要条件。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６年这长达九年中，美国都没有上调过最低时薪，恰好与共和党主导国会的时期重合。
　　
　　提高最低时薪需国会批准，美国国会立法向来讲求优先顺序安排，白宫和国会山之间也存在动态制衡关系。目前国会参众两院不像２００９年都掌握在民主党手中，而是由两党分治。眼下摆在奥巴马和国会领袖案头的有是否批准对叙利亚动武、移民改革、今年１０月开始的２０１４财年预算案等更为迫切的要务。尽管美国劳工部长托马斯·佩雷斯日前表示支持提高最低时薪，但预计白宫近期不会在该议题上耗费太多政治资源。
　　
　　其次，当前大幅提高最低时薪缺乏企业主和业界支持。工资水平反映了实体经济的活跃程度和就业市场的景气程度。在摆脱金融危机阴霾后，美国经济已连续四年复苏，但是产能利用率尚低于过去３０年间的平均水平，整体通胀水平近年来运行在美联储划定的２％红线之内，超过１１００万的失业大军也给工资上行造成压力。很多快餐店招工时门口会排起长龙。在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下，美国企业主缺乏加薪的压力和动力。
　　
　　明年及后年是奥巴马医改关键条款的实施期，强制为雇员购买医疗保险等条款将增加部分企业的运营成本，在面临医改这一重大经营不确定性时，代表业界利益的美国全国餐馆业协会等组织批评示威的员工扰乱局面。离开行业协会的支持，走上街头的餐馆员工无法形成攻关国会的合力。倘若生意没有起色，最低时薪一旦大幅上调，快餐店老板可通过裁员、提高售价等方式来转移成本。
　　
　　最后，美国大量低薪岗位的存在佐证了美国的产业转型与创造足够多高薪职位之间的两难。随着产业结构变迁，美国就业市场上正发生一场结构性变化，即高报酬岗位减少，低报酬岗位增加，金融危机加速了这一趋势。这显然无法为从事低端服务业的雇员改善生活创造东风。
　　
　　美国最低时薪是产业周期的晴雨表，最低时薪频繁上调的上世纪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恰逢美国制造业的黄金时期。与美国制造业雇员人数达到顶峰的１９７９年相比，迄今，美国年均流失制造业岗位约２３万个，很多制造业工人告别了３０美元的时薪，迫于生计干起了时薪１０美元的洗碗工。金融危机后，建筑工人这一高薪酬岗位数量也大幅减少，尽管美国住宅地产市场从去年回暖，截至７月的建筑工人岗位数仍比五年前要少约１４０万。
　　
　　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霍华德·罗森的研究指出，在金融危机期间消失的８００多万就业岗位中，有三分之二集中在建筑业、制造业、专业及商业服务业、零售、餐饮酒店业这五大行业，前三个行业都是高收入行业；而自从美国就业市场复苏以来，新增就业岗位中的约六成来自零售、教育、餐饮酒店业、专业及商业服务业这四大行业，而前三个行业都是低收入行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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