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当7所高校被确定为自主设置本科专业试点时，何时全面放开的悬念已然铺展。10年后，改革的“靴子”终于落地。在教育部近日颁布的高校本科专业目录中，除了国家控制布点专业(62种)和目录外专业，其余444种目录内专业的设置均可由高校“自己说了算”。

　　行政枷锁的重量终于减轻，拥有难得的自主空间后，获权的高校却将面临用权的抉择。学术与市场的天平上，本科专业的设置该往哪里添砝码？升级与提格的诱惑下，各地高校又该如何抉择“加减法”？

　　规定“打折”？

　　“行政拍板”大行其道，专业新设流程粗糙

　　一个新专业的生成，要经历怎样的流程？

　　翻开教育部刚出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其中对于高校设置专业的条件、程序等作了详尽的规定。而参照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试点高校的流程，通常包括院系申报、专家组论证、学术委员会审议、教务部门审核、主管校长或校长办公会批准等步骤。

　　不过，纸面规定却充满“打折”的可能。“试点的7所大学都是控制本科规模的重点高校，近些年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因此在设置本科专业时十分谨慎。”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坦言，目前开设新专业诉求较多的是二本三本院校，在升本提格、经济利益或高校政绩的刺激下，可能会导致专业设置的盲目和随意。

　　2010年，教育部开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相关专业申报和审批工作。短短一个多月，申报的新专业总数竟然超过1130个，某所地方高校一次性就申报了10个新专业。从申报材料来看，一些高校对拟开设的新专业既无科学规划又无足够师资和相关教学条件，甚至只将原有专业换了个时髦“马甲”。

　　“在不少地方高校，专业设置这个我们看来很重要的问题，并没有什么严格的程序和严肃的论证，更难有什么调研和访谈。”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易剑东直言不讳，有些高校想办个新专业，只是教务处长或教学副校长点头就可以，或者个别领导找几个人简单商议一下就直接决定。

　　之前有教育部官员称，教育的事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尤其在中国高校“官本位”意识仍然浓厚的背景下，很多人不免担忧：高校专业设置权放开后，会否因“行政拍板”而导致进一步结构性失调？

　　“如果没有配套措施的跟进与支撑，单方面放开高校自主权，当然会出问题。”熊丙奇将现代学校制度的建立，视为放权后高校的前进路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到现在还没有法学和商科专业，就因为教授委员会不同意设立。能否破解‘行政拍板’难题，就看制度是否到位。”

　　“指针”走偏？

　　多做加法罕做减法，高校发展趋向同质

　　“我在工科大学读了4年的行政管理，感觉就像在麦当劳买了碗牛肉拉面。”刚走出校园的小魏，谈及自己的专业颇为无奈。她所就读的江苏某高校，前几年增设了不少文科专业。以小魏的感受，多数新专业的质量“令人失望”。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资料显示，2012年，全国高校新增或调整的本科专业为1850个。相比于旺盛的增设专业需求，同年全国范围内撤销的本科专业数量仅为32个，而在2006—2011年，每年撤销的专业数量都在这个数字之下。

　　多做加法，罕做减法，传统审批制未能把控住的专业规模盲目扩张，曾是教育部对“放权”的最大担忧。

　　“如果不给高校自主权，就没有机会让其变为理性、自觉的学术机构和人才培养机构。”易剑东认为，目前高校专业设置存在的“撒胡椒面”、“千校一面”等乱象，问题不在于放权，而在于专业设置标准的偏差与高校自身定位的迷失。

　　“985、211高校培养基础性、学术性、综合性人才，二三本院校培养较高级别的应用型人才，高职院校培养一线领域的专业技术人才。”有专家表示，高校在设置专业时，首先要考虑这种差异性。

　　2011年末，教育部将就业率与专业设置挂钩的一纸文件，曾引发轩然大波。“唯就业论”的评价指标，被批评为“高校教学的功利倾向与学科调整的实用主义”。如今教育部将专业设置权下放，希望通过此举“优化专业结构，办出高校特色”。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郑志明看来，专业设置标准若要不走偏，取决于高校“顶层设计”是否具有前瞻性，“要将专业设置纳入人才培养的整个体系中，系统考量招生、培养等多个环节。”

　　学生“受冷”？

　　专业决策高高在上，基层反馈难受重视

　　创新企业与网络开发、航空与外交政策、可持续发展与公共政策……如此另类的专业，来自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安姆斯特分校。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些极富创意的专业竟然完全由在校学生自行创制。

　　这个名为BDIC的项目自1970年创立以来，每年催生出约80—100个至少跨越3个学科的个人化专业。据统计，当前全美有900多所四年制学院和大学允许学生在教授指导下自己创制专业。

　　这样的自主权，在国内高校学生看来，甚为遥远。“在发达国家的大学，由于有自由申请入学制度和自由转学制度，学生‘用脚投票’让大学不得不重视所开设的专业质量。”熊丙奇对比说，“而我们的高考制度，学生选择专业后，通常还要填写服从调剂。这样，再差的专业也难以因为学生的自主选择而被淘汰。”

　　有学者研究过美国高校的专业设置权分配，发现其高校在设置专业时通常会受到来自教育管理部门、企业和学生的三重影响。反观我国，在高校现行体制内，专业设置权长期把控在“金字塔尖”，不仅市场的反馈和学生的需求难以通达，还时常遭遇行政与学术之间以及学科之间的冲突。

　　一位业内人士透露，某高校新闻学院试图设立公共关系学专业，结果校内论证组的多数成员来自管理学院，该院认为公共关系学属于管理学门类，管理学院不办该专业，新闻学院就不能办。

　　对此，易剑东建议建立一个学校和社会(如校友)专家组，并吸收行业内人力资源管理专家加入，在调研相关行业人才结构、规模以及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进行集体决策，必要时允许学生代表、教师代表参加。

　　评估“单一”？

　　现行机制缺乏弹性，外部评价难有空间

　　仅靠教育部与高校的一张一弛，就能打造出适应社会需求、满足学生发展的好专业？在教育部相关文件中，“鼓励高校引入专门机构或社会中介机构对学校专业办学的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的要求赫然在列。

　　其实，在高等教育发展成熟地区，第三方机构的介入已成常态。据了解，香港成立了一系列教育中介组织，如教资会、职业训练局、学术评审局等。政府主管部门对于高校专业设置不直接干预，也没有统一的专业目录，而是利用教育中介组织与高校进行对话和沟通。

　　相形之下，内地的教育环境存在明显短板。“我国第三方机构在公信力和资质上还不行，并不掌握经费和师资编制，没有足够的话语权。而评价学校专业的权力牢牢掌握在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手中。而这，本应该属于社会第三方机构的权力范畴。”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吴霓如此评价。

　　而在教育部上一轮本科教学工作质量评估中，刚性和固化的标准化专业评价，也被一些教育界人士所诟病。“我国少数顶尖高校本科生已经达到每个专业年均二三十人的培养形态，而一些单科院校和地方高校一个专业动辄一二百人，而且东西部高校生均培养经费的差别一度达到10倍左右。在这种差异背景下用同一标准来评价，既不科学也不公平。”易剑东说。

　　有专家强调，在第三方机构评估机制建立的过程中，行政力量必须有步骤退出，“否则社会专业评估机构将永远没有权威和生长空间。”

　　无论如何，本科专业设置权的下放，已然是高校自主办学向前迈进的信号。“每一次局部的改革都是全面改革的机会。退一步讲，即使放权后出现问题，也比现在的专业失衡要好，那至少是高校自主选择和市场检验后的结果。”熊丙奇说。

　　(综合本报记者赵婀娜、王恬、李永宁、郑轶、马龙报道)